朱德孙子揭秘：
文革中林彪批斗朱德秘闻
作者：朱和平
文革游行队伍
1966年5月4日，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当前，毛泽东尚远在南方，而会议的重任则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在会上，所谓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与此同时，会议也通过了开启“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那些混迹于党内、政府、军队以及各个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实质上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诸如赫鲁晓夫这样的角色，如今正潜伏在我们周围，沉睡不醒……”
得出如此结论后，人们纷纷好奇：“究竟谁是类似赫鲁晓夫那样的关键人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被曝光，那么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势力显然并非他们。那么，这究竟指的是谁？当时，林彪还不敢直接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然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可以先从年长者入手。于是，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外，年长者成为了批判和斗争的重点目标。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的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谈及自己将秉承毛泽东主席的教诲，潜心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时，他不禁感慨万分：“正如孔夫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如今，我拥有了充裕的时间来沉浸于阅读之中。我计划在毛主席所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著作上倾注心血，力争在一年至两年的时间里将其全部阅读完毕。毛主席本人，更是深刻领悟并采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趁机提及，在1965年12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爷爷曾发表过“不能断言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最高点，达到顶峰后便不再发展”的观点。接着，他激昂地问道：“大家注意他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林彪指责爷爷有野心，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来对抗毛泽东。
康生对爷爷提出指责：“任何将林总所宣扬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最高尚且充满活力的马列主义精华，誉为当代马列主义的巅峰之作之人，实则是在违背毛主席的思想。彭真等人亦步亦趋，陷入了同样的错误。”
爷爷辩称：“我绝非有意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的著作理应深入研读，而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亦不可忽视……”
康生蛮横地截断了爷爷的发言，高傲地宣称：“我劝你效仿林总的演讲风格，那远比阅读三十二本书籍来得更有意义。我注意到，尽管你在组织上已加入党组织，但思想上却还未真正与党同心同德，依旧算作党外之流。”除此之外，他更是毫无根据地对爷爷进行诽谤，指责爷爷“意图超越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部分人开始对爷爷发起尖刻的指责。有人将他称作“党内最危险的势力”，还有人将他比作“一颗潜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等同志再度就所谓的“错误”对先辈进行批判。
“我对于过往的错误进行了两次深入的反思。第一次是在‘高饶’事件爆发之时，我在会议中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第二次则是在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显现之后，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不等爷爷的话语完全落下，林彪便迅速发起了一连串激烈的抨击。他言辞激烈地表示：
彭德怀昔日常与同侪携手，却屡犯错误，其根本原因无不与个人野心密切相关。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须毫无保留地揭露其罪行，直至将其彻底剿灭，否则难以拨乱反正。此举不仅对你个人大有裨益，亦对党的事业至关重要。唯有如此，你才有机会改正错误。庐山会议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揭露，并致力于解决，这无疑是一场重大的胜利，消除了党内最大的潜在威胁。主席屡次提及党的分裂隐患，实则意在指彭德怀与朱德。庐山会议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最终下定决心揭开这一隐患，以防止其继续恶化。一旦主席仙逝，若问题仍未解决，必将引发更大的麻烦。如今，揭露问题并展开坚决斗争，旨在捍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地位，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坚持揭露到底，不论你是否愿意改正，都要斗争到底。”
朱德同志，你的抱负表露无遗，你所做的自我批评尚显不足。有些人可能误将这视为你个人的反思，但实际上，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必须公开道歉，否则不可取。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有着成为领导者的强烈愿望。在高岗事件的处理中，他也曾提出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想法，意图成为主席，但他的实际能力真的能够胜任这一职位吗？你从未担任过总司令的职务……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附和之声，有人评论爷爷“胸怀壮志，渴望身着皇袍。”
我对这个团队始终怀揣着深沉的情感，衷心期盼它能持续稳健地向前发展。
会议落下帷幕的翌日，即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对外发布消息，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该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陈伯达被任命为小组组长，康生则出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一众人士担任副组长，至于组员，则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
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当岁月跨入八月之初，首都北京迎来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重要会议即将开幕之际，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他接见了康生、陈伯达等同志，听取了他们关于北京高校“文革”运动进展情况的详细汇报。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派遣工作组进入学校的举措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做了检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慌，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称作“十六条”，其明确指出：“本次运动的根本任务，在于肃清党内那些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权力掌握者。”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些名字构成了历史的记忆。其中，林彪同志的排名由原先的第六位一跃至第二位，被尊称为“林副主席”或“林副统帅”。相较之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同志的党中央副主席之位，在此次名单中并未再次出现。朱德同志的排名亦有所变动，由之前的第四位降至如今的第九位。
自此，一场空前的、历时十年的全国性大动乱帷幕徐徐拉开。与此同时，爷爷的处境亦随着时局的变迁而愈发艰难。
在1966年国庆佳节，正值“文革”的开端，我国仍旧延续着自建国以来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盛大庆典的传统。尽管当时爷爷的情绪略显低落，但在参加天安门观礼的过程中，他得知张思德的母亲从四川仪陇长途跋涉至此参加国庆观礼，便热情地邀请张妈妈到家中做客，并特意准备了几道正宗的四川菜来款待她。
张思德，出自四川仪陇县，与他的祖辈同源同宗，共同沐浴在这片故土的恩泽之中。
“请问家乡人民的生活状况如何？农民兄弟们的生活质量如何？”
张妈妈评价：“不错，稳定。”
爷爷语重心长地说：“现如今，农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殷实，这让我心里踏实，再无忧虑。”
不久之后，我家遭遇了中南海造反派的冲击，他们在我家门口张贴了诋毁性的大字报，对爷爷进行了无理的攻击。这一事件很快便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在1月18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及爷爷时坚定地表示：“朱德将军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我们必须确保他的安全与尊严。”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制止住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他们继续鼓动“打倒朱德”，并把这股恶风从中南海吹向了社会。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以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完了，还有呢！”
面对红卫兵的疑惑之色，他紧接着补充道：“切莫忘记朱德！他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大军阀，素来对毛主席持有反对立场。你们必须将他绳之以法，进行深刻的批判，彻底揭露他丑陋的嘴脸！”
“怎么批？”
“显而易见，对吧？你们人大不是有过一位名叫孙泱的资方代表吗？他曾是朱德的贴身秘书，你们完全可以通过深入调查孙泱的情况，从而揭开朱德的相关秘密。”
孙泱
孙泱，孙炳文烈士的嗣子，自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便始终陪伴在其祖父身边，担任秘书要职。新中国成立之际，他先后担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后调至中国人民大学，荣任校党委副书记一职。
恰因爷爷的牵连，这股邪火亦波及到了他的身上。
红卫兵们听闻戚本禹的言论后，如获至宝。他们立刻返回学校，迅速召集同伙，着手撰写大字报、张贴宣传标语。仅在一夜之间，从城区到郊外，各个角落都纷纷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醒目的口号。
“人民大学红卫兵对朱老总的批评，是否与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精神相符？”
康生心思缜密，避实就虚，巧妙地回应道：“说起来，时局犹如长河，不断流转，问题也愈发清晰。你们自当自行处置，成果自然会显现。若有人提及是我促使你们采取行动，恐怕反而对你们不利。还是让你们自行决策为上策。若我多言，恐怕反而添乱。”
“此刻，阶级斗争正日益激烈，愈发激化，清华大学已将刘少奇推上风口浪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新北大公社’也必须迅速行动，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搞谁？”
“朱德，竟然是一位心怀勃勃野心的党内潜行者、权势显赫的大军阀……”
聂元梓正致力于搜寻针对“批朱”的“炮弹”，恰在此时，中国作家协会造反团成员莅临“新北大公社”，透露他们已找到刘白羽在解放前所著的《朱德将军传》的复制副本，并指责其为毒草之作。于是，双方携手炮制了两篇檄文——《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露〈朱德将军传〉的巨大阴谋》与《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巨大阴谋》，这两篇文章相继在《新北大报》上发表。此后，他们对该报进行了五十万份的增印，并将增印的报纸分发至全国各处。
刘白羽的著作《朱德将军传》尚未与世人见面。那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之际，刘白羽肩负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的重托，踏上了华北前线，开始搜集其祖父的生平事迹。经过深入的访谈，他完成了传记的初稿。然而，随着祖父于1940年5月从太行前线撤回延安，刘白羽的著作之旅不得不暂时搁置。他将初稿复写了两份，并递交给了党组织。其中一份副本被送往美国，作为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撰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一书的参考资料。在史沫特莱临终之际，她又将这份副本托人带回，归还给了刘白羽。正是这份复写的初稿，在“造反派”手中被大肆炒作。他们将其印刷成册，并组织撰写批判文章。尽管负责批判的人竭力挖掘，却始终未能找到书中的政治问题，反而对祖父的革命生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对他的遭遇产生了深厚的同情。
中国人民大学内部，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对学校党委副书记孙泱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斗争，企图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倒朱”运动的起点。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一尝试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
这位长年追随爷爷足迹、对革命忠诚不屈的烈士后人，在“文革”的狂潮中不幸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妹妹，才华出众的表演艺术家孙维世，同样因江青的打压而带着无尽的怨愤离世。
“人大三红”汇聚了北京众多单位的造反派力量，携手建立了“首都揪斗朱德联络站”。他们暗中策划，意图举办一场规模庞大的万人集会，公开对我祖父进行批判，甚至不惜将我父亲卷入其中，一同遭受批斗的厄运。与此同时，他们还派遣了多路队伍奔赴各地，搜集所谓我祖父的“罪行”证据。
于爷爷的故里——四川省仪陇县，一股由北京远道而来的造反派势力四处挑起事端，他们策划并发起了一系列“声讨”行动，甚至将爷爷故居的匾额砸得支离破碎……
打击内外皆至。
1966年，正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席卷而来之际，爷爷的身边聚集了五位秘书、六名警卫，以及医生、护士、阿姨和厨师等一众工作人员。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南海的造反派迅速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服务人员，对他们进行了召集与压力施加，强迫他们张贴针对爷爷的大字报，并公开表态与爷爷断绝关系。对于那些表现不端的，则采取了相应的组织处理手段。
这群人素以言出必行著称。1967年，他们毅然将沈毓珂、曹全夫两位秘书及卫士长郭仁等核心成员送入“学习班”，之后又将他们转送至江西晋先的“五七干校”。紧接着，阎志远秘书被下派至天津，警卫员邹德亭、护士郭勤英等也相继被调离。
随着时间的流逝，爷爷的身边仅余三位忠诚的警卫员和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相随。
此时，家中的一些亲人开始主张与祖父母断绝联系，有人更是将祖父母所赠的书信与题词付之一炬，更有极端者，通过书信明确表达出与祖父母断绝关系的意愿……即便是那些仍旧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在“文革”这场灾难的笼罩下，对祖父母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些岁月里，我深刻体会到了“凄风苦雨，众叛亲离”的残酷现实及其苦涩的滋味……
尽管爷爷已年过八旬，他却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定自若。毕竟，他的一生饱经风霜，无数考验接踵而至，在他看来，这些挑战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安抚着奶奶，并对我说：“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裁决，主席和恩来都深知我的为人。”
获悉造反派暗中策划对祖父实施批斗的消息，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做了详尽的汇报。在获得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后，他立刻拨通了戚本禹的电话，并严肃命令他立即撤销“批斗朱德大会”的计划。
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及时介入，那场原本预定针对我祖父与我的父亲的批斗大会，最终未能按照原计划进行。
那些年月，我对世间万物尚存稚嫩，心中常泛起恐慌的波澜。或许是爷爷看穿了我不安的情绪，他的话语里既洋溢着慰藉，又夹杂着几许叮咛，他对我缓缓说道：
“孩子啊，切记：历史就是历史！其真相是无人可以篡改……”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园艺养护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雅好，爷爷心爱的兰花亦未能幸免于难。当时，中南海中有人手持“圣旨”，禁止爷爷继续养植花草，他们视养花为革命斗志低落的象征，宣称“修正主义”必将抬头，并强迫爷爷上交他悉心培育了十几年的兰花。面对这样的压力，爷爷无力反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付出心血的兰花一朵朵被夺走。
爷爷对种植兰花情有独钟，即便在故宫中南海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这是“资产阶级情趣”，他依旧对奶奶轻描淡写地说：“养兰花嘛，不过是日常小事”。“兰花不仅能美化我们的生活空间，还能为老年人增添休闲乐趣，而且兰花出口还能为国家创收外汇。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在周恩来总理未对“批朱大会”进行直接干预之际，一股名为“人大三红揪朱兵团”的势力涌入天津，蛮横地闯入了我母亲所在的医院。他们在医院内外的墙壁上张贴了诸多“打倒黑司令朱德、其儿媳赵力平”的巨型标语。这些人煽动群众，毫无顾忌地对朱德进行诋毁，诬称“朱德不擅领兵作战，从未亲身踏入战场，不过是位普通的大军阀。”
在那个年代，母亲的行政职务已被剥夺，连她的人身自由也遭受了限制。她不得不每晚进行“交代问题”，直至夜深人静，往往要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踏入家门。
当时，母亲对争执对方严厉地质问：“难道你们以为我家中有三名烈士吗？实际上，我家中有三位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一点难道你们不明白？去查证吧，我家绝无隐瞒。”
赵力平女士的家乡坐落在河北定县的大定村。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赵家五口人纷纷投身于革命洪流，其中三人英勇献身，用生命谱写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我的外祖父赵鸿儒与他的胞弟，是当地最早加入八路军的勇士。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我的大舅赵士珍和二舅赵士斌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大舅曾在左权部队担任副营长，不幸在1943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二舅因长期劳累，也于前线离世。我母亲的叔叔也在部队中英勇捐躯，组织为他颁发了烈士证。这些烈士证上，赫然印有贺龙将军的亲笔签名。然而，在“文革”期间，贺龙将军遭受迫害，这些烈士证竟被当作罪证被抄没。直到“文革”结束，这些宝贵的烈士证才得以回归。
得知母亲的追问，他们竟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探寻母亲故土的旅程。然而，当他们发现并未找到心中所求之物时，便开始编造借口。他们辩称：“贵府并非贫寒之家，据闻您故乡尚存一头小毛驴，四肢健全。如此看来，贵府亦算得上一户拥有‘一腿’之家，自不应被纳入贫农之列。”
原先，在我母亲的故乡，因家境的贫瘠，四户人家无力共同购得一头驴。于是，他们决定齐心协力，合资拥有一头驴，并实行轮流使用。然而，在那些造反者的眼中，这头驴的共有性质似乎被曲解，他们竟将它当作每户人家各自拥有一截驴腿的私有财产。
闻及此语，母亲心头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既有愤懑，亦觉荒诞。她便吩咐道：“你们去查阅一下相关的法规，仔细阅读一下当年对‘富农’与‘贫农’是如何定义的。”
一计被挫，另一计应运而生。“人大三红”悄然密谋，对我母亲实施了绑架。
那时，我的母亲住在这所院落的职工宿舍中。那一夜，时钟的指针已越过子夜，一位访客急切地告诉守门的老人，迫切需要找到赵院长，她坚称只有赵院长亲自出手，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否则，如果病人不幸离世，所有的责任都将由她一人承担。
那位资历深厚的师傅立刻寻至我母亲身旁，焦急地提醒道：“赵院长，切莫轻易外出。我看这些人举止诡异，绝非善类，您务必提高警惕，千万不可外出。”
母亲担忧地想：不去的话，恐怕会招来非议，毕竟若是放弃救治，反动派可能会借此大做文章。而且，如果患者不幸离世，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彼时，我的妹妹尚处幼龄，姥爷、姥姥与我母亲同住一屋，共同担负起抚养她的重任。母亲生怕惊扰了他们，于是轻手轻脚地出门，刚迈出几步，便有一群人“呼啦”一声围了上来，将她迅速扶上停在门前的搭载发动机的三轮板车……
母亲愤怒地斥责道：“你们到底有何居心？你们凭什么可以随意抓捕无辜之人？你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和强盗无异！”
不开腔，直接开车。
在寒风凛冽的夜晚，那辆简陋的机动三轮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前行，车身连顶篷都没有。刺骨的寒风仿佛利刃一般割裂着肌肤。我的母亲被四名男子夹持在中间，不明所以地被拖曳着。她始终保持着笔直的坐姿，整夜未曾合上眼睑。
当晨曦的微光刚刚越过地平线，时值六时有余，我的母亲被紧急送往中国人民大学，并被引导至一处幽暗的房间。不久，有人在低声议论：“他们绑架了您，意图举行一场批斗会，迫使您揭露朱德同志的问题。”
后来我才了解到，当时人民大学的造反派阵营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派主张要求我母亲揭露我祖父所谓的罪行，否则便威胁对她进行批斗；而另一派则持相反立场，他们认为作为天津人，我祖父不应受到人大的批斗。
自母亲被羁押以来，她不止一次地遭遇了强制性的“交代问题”的威逼。
他们提问：“你访问中南海的频率是多少？对于朱德所涉的反革命行为，你掌握的信息有多少？”
母亲常说：“我们频繁走动，早已如同家人，为何不能一同前往？至于‘反革命’这个词，我并不了解。每次出行，父亲都会教导我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们道：“别提那事。”
母：“说啥？”
朱德如何反革命？
母亲时常坚定地申明：“若实无其物，便应坦率地承认缺失，切不可随意编造谎言！”
母亲被关押半个多月。
次日，母亲被带走不久，传达室那位经验丰富的师傅便对妹妹低语道：“昨夜，有一伙人将你母亲带离了这里。他们显然不是什么好人。”
得知这一消息，妹妹立刻匆匆赶往父亲所在的职场。然而，到达那里后，她才意识到父亲同样陷入了“失联”的境地……
最终，得益于北京铁路局的鼎力相助，我方才成功找到了北京造反派的首领，这才得知父亲和母亲已被他们非法拘禁于北京。
获悉此情况后，天津铁路局立即与他们展开了协商，并表示：“身为北京的造反派，却选择外出进行抓捕与批斗，这显然与原则相悖。”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注与推动下，“人大三红”事件终于促成我的父母重获自由，重返家园。
母亲重返昔日工作之地，医院的门厅映入眼帘，却未料又遭遇了“支左”军人的拜访。他们依旧不依不饶，逼迫我母亲陈述爷爷所谓的“反革命罪行”。
母亲言道：“我对父亲的现状心知肚明，但对于他所谓的反革命罪行，我却一无所闻。”
“老赵啊，这番话语中蕴含着我们对您的关切。作为资深的干部和同志，您理应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中央已经发布明确文件，朱德同志已被定性为‘三反’分子，他对毛主席持有不赞同的观点，注定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母亲曾言：“既然这是中央的通告，那么你理应向中央寻求解答。即便你向我咨询，我依旧会坚定地重申，我们全家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那位年轻的军人，当时仅二十六岁，姓翟。母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老翟同志，我投身革命的那年，你尚未降临人世。”
母亲发现参与“支左”的年轻人对历史知识不足，便质问道：“你们这些二十余岁的青年，怎敢指责总司令是反革命？究竟他是如何反革命的？你们提及有中央文件作为依据，能否出示给我看看？”
已传达内部。
他们又向我的母亲询问：“请问您能否透露，是哪位领导了井冈山会师？”
母亲曾言：“昔年井冈山会师之时，我未能躬身见证。过往研习历史，常闻朱德总司令与毛主席于井冈山完成了伟大的会师。然而，近日听闻传闻有所转变，声称林彪与毛主席亦曾在井冈山实现会师。对此，我尚无确凿的依据，唯有对那段历史抱以敬意。”
倾听着母亲那坚定而有力、正义凛然的回答，那伙人最终还是束手无策。
即便“批朱大会”未能按时召开，但在那股“批斗”狂潮的推动下，造反派们的情绪被煽动至极点，狂热难平，又岂能轻易放弃？
爷爷问奶奶：“妇联近况如何？”
奶奶感慨地说：“在这场两派间激荡的纷争中，我竟沦为众矢之的，他们纷纷将我推向批斗的风口浪尖。”
谈及此事，奶奶的眉宇间流露出几许无奈。的确，在那个时期，她并未身居全国妇联的核心职位，加之个人经历的不易，实在让人不解，为何造反派会将她选定为斗争的对象呢？！
奶奶眉头紧锁，长叹一声：“现如今你成为了黑司令，我却成了走资派的代表，未来的路途又将如何，真是让人难以预知啊！”
在奶奶的教诲声中，爷爷陷入了沉思的深渊。他心中清楚，那些造反派的行为，锋芒直指他的身体。
父亲平静地对母亲说：“不必忧虑，这么多所谓的走资派，反而成了一种转机。一旦他们都被贴上了这个标签，其实也就不再是那个问题了。这种状况不会长久。”随后，他回忆道：“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共度的那段艰难岁月吗？”
听罢此言，奶奶沉默片刻，随即回答：“当然记得，怎会忘记？”
在爷爷的叙述中，所谓的“最艰难的日子”实则是指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于草地上经历的别离与困厄时期。
在那个时期，毛泽东指挥右路军的红一、三军团奋勇北上，而我祖父及刘伯承将军则率领红军总部，隶属于张国焘所指挥的左路军，无奈之下，我们只得跟随部队南行，从而在长征的征途上额外跋涉了一段距离，也额外消耗了一年宝贵的时间。
张国焘十分狂妄霸道，自恃人多枪多，有八万之众，不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放在眼里。他拒绝北上，坚持南下，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中央。
爷爷与刘伯承毅然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予以坚决抵制，竭尽全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此举激怒了张国焘。他在各类会议上煸动那些对真相认知不足者，对爷爷及刘伯承展开攻击。
严禁其获取信息，剥夺其审阅文件的权利，禁止其参与任何会议，不许可其干涉任何事务，更对其行动严加束缚。更有一些被蒙蔽的战士，竟残忍地宰杀了祖父的良驹大青骡子，并在其居所横行霸道，肆意生事。
彼刻，奶奶目睹这幕，心中忧虑愈发深重，她担忧张国焘会对他们造成伤害。每当她向父亲吐露这份忧虑，父亲总是微笑着安抚她，让她放宽心，不必担忧。
“若你独自行动，这正是张国焘所期盼的，他将会趁机对你设下陷阱。如今，你身处战士们之中，他尚不敢轻易对你下手。我们必须紧随大部队步伐，绝不能让这八万红军轻易落入张国焘之手。事态终将峰回路转，务必保持耐心。”
在这四十年如一日的相濡以沫中，她不仅成为了爷爷的伴侣，更是与他并肩作战的得力战友。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洗礼，尤其是在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和危机时，她总能深切地体会到爷爷那博大的胸怀、坚定的意志以及锐利的洞察力。
奶奶语重心长地向我诉说：“若是当时爷爷未能耐心忍耐，选择与张国焘决裂，径自离开，那么便无法等到转机降临的时日。如此一来，便不会有两个方面的红军在甘孜成功会师，更不会有三方面军于西北举行的那场盛大会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将变得遥不可及。然而，忍耐实属不易。”
此刻，奶奶透彻领悟了爷爷内心的世界。她明白，面对眼前错综复杂的局势，她能为爷爷提供的最坚实支持，便是自己那不屈不挠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
那是一个1967年二月午后的时光，我结束了白日的校园生活，踏上了归家的征程。当我抵达中南海的门前，映入眼帘的是几辆载着高音喇叭的大卡车，它们正缓缓驶近。出乎我意料的是，卡车上的显眼位置，我的奶奶正站立其中。她头上戴着一个硕大的纸帽，上面清晰地印着“走资派”三个字。
那辆卡车缓缓驶近，生怕奶奶察觉到我日益加重的伤痛神情，我急忙将头深深埋入路边的人群之中，悄无声息地拭去眼角滑落的泪水……
归家之后，我并未将所见的一切透露给爷爷和众位工作人员。我只低声与肖阿姨简短交谈了几句，并特意叮嘱她务必保守秘密，切不可将此事透露给爷爷。
肖阿姨多年来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家，她是一位心地纯良、质朴无华的农村女性。
我和肖阿姨正热烈讨论着奶奶归来后应如何给予她安慰，未曾想奶奶已悄然走进家门。她跨入门槛，言语间流露出自豪：“今日我算是真正饱经风霜，目睹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
她的言辞间透露出一股从容不迫的气质，宛如久经沙场归来的豪迈风范。奶奶啊，在家人与爷爷的面前，她将那在刺骨寒风中、在众人目光的审视下所承受的耻辱，一一深埋心底，妥善藏匿……
随后，她便向爷爷及众位秘书详尽地阐述了游街的具体路线及其相关事宜。
奶奶不禁对爷爷感叹：“那些妇联中的造反派，他们大多年轻气盛，刚刚步入机关的岗位，对历史的认识实在太过单薄。”
爷爷轻柔地安慰奶奶：“民众历来明智，您只需每日到机关处，与众人同行，他们自不会频频与您争执。终有一日，真相将如水面清澈，一一呈现。”
“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奶奶屡次向我提及这样的话语：“你爷爷曾言，在他的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光分为两段，一段是红军长征时期与张国焘抗争的岁月，另一段则是我们在‘文革’中遭受批判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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